戰火餘生的素人作家郭天祿
郭天祿於自家蕉園留影（郭老已於2005年往生）
戰火是無情的，只是在影視上看著戰爭慘烈的場面都會不寒而慄，何況是置身其間。近期，讀過郭天祿先生手撰【『印尼峇里島之旅』－－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個老農夫的南洋軍旅回憶錄】一書後，卻猶如置身其中，內心有著感同身受般的悸動。
一九四三年七月，在旗山三井農場會社擔任臨時雇員，年方二十一歲未婚的郭天祿，被日軍徵召到新畿內亞（伊里安）協助種植蔬菜供給軍方。從高雄港出發，航經馬尼拉、帛琉、新畿內亞、安紋、馬加撒、爪哇至峇里島，躲過熊熊戰火，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好不容易捱到戰爭結束，印尼東部地區泗水城卻又蹶起一場印尼獨立軍和來接收在爪哇日軍投降的英軍間的戰爭，英軍被印尼緾住了手腳，無法來峇里島，這批倖存的軍伕無法馬上束裝回國，還差點淪落為印尼軍的人質，翌年三月，「補吸了大口氣之後的英軍，悄悄的勉強派出一小部隊來，無光彩的接受日軍投降之後，我們才能踏出返家的第一步」。之後又折騰了幾個月，一九四六年七月，才輾轉自新加坡、香港回到旗山的溪洲老家，在兵荒馬亂、朝不保夕的戰亂下，終於全身而返。
回到家鄉後，郭天祿只見到戰後的蒼涼與蕭條，三井公司雖有通知前往台北公司處談事，卻只發給部份旅費般的幾百元，從此斷了關係。當時走在台北街頭，只見被轟炸後「沒有屋頂，好像是一艘航空母艦」般的總督府（現今總統府），心酸茫然無所適而悵然返家，從此留在家鄉做一個深耕務實的蕉農。
事隔半世紀，被徵召到南洋的這段驚險歷程，一直只留存在郭老先生的腦海中。一九九六年郭老先生罹患硬腦膜出血，進行腦部手術，痊癒後才正式揮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地。其子女為了照顧他年老病後的生活，勸他離家到城裡同住，可是恁憑費盡口舌，身體硬朗，精神狀況甚佳的郭老先生就是不願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其子轉而建議將田地轉租他人，留一小塊供活絡筋骨、健身運動之用，餘暇則將年輕時，被日本徵召到南洋服役的見聞，撰寫成書，非但可排遣老年孤寂環境，亦可留下資料，為歷史做見證。
子女會做此建議，是平日農閒時，常見父親手不釋卷，讀書自娛。五十餘年前從軍軼事，常為他與左右鄰居及親朋好友飯後茶餘的談話資料。每當提起南洋軍旅的生涯，就眉飛色舞，喋喋不休。由於故事充滿驚險刺激，大家也聽得津津有味，百聽不厭。其在嘉義教書的二公子郭大同曾聽堂伯父提過父親曾以日文寫過小說，遂興起鼓勵父親將這些故事化為完整的文字記錄，以為後代子孫傳家與紀念。
時年七十七歲的老人家，果真就這麼認真起勁地動起筆來了。他依著孩子的「約法三章」，早上到僅留的一小塊田地先活動筋骨，午後才提筆讓思路運動一番，孝順的孩子認為這樣可以讓老人家身心運動兼備，有益健康。老先生便這樣，以兩個月時間寫下近六萬字的手稿，隨後，又以半年的時間補寫了兩萬字，日文版手稿也在此時一併完成。中文手稿由郭大同老師請人打字並影印裝訂成冊，在親友間流傳。
只讀過日治公學校六年，高等科二年（相當於現在的國中二年級）的郭天祿，中文「底子」全憑自學而來。「吾要寫出的旅遊記，不是文華燦爛的巴黎或羅馬的繁華都市，而是文明度不高的印度尼西亞峇里島，這可能使諸位先生女士提不起興趣也不一定。」、「寫中文是很不如意且拙劣，要充份得描述表達出來真是有力不從心之憾。有這兩方面的缺點，寫遊記難免有文章不夠精緻而枯燥無味也不一定。」老先生在書序中如是說。
誠然，【印尼峇里島之旅】一書沒有華麗的文采，故事「情節」也未刻意「剪裁」，平舖直敘，以「學院派」的眼光看來或覺不太具有「文學味」，但以一位自學者能憑著僅有的記憶寫出一本發生在半世紀前往事的一本書，實在也太難能可貴了。
郭老先生還在序文中說：「文中以在峇里島當時的風波起伏做為中心點，從頭至尾沒有一句空話插在其中，順著記憶中思索挖出來的，說起來是很吃力的差事了。」、「我很感謝上蒼神明之保祐，而能夠經過這三年間中的波浪難關，平安回來，和大家鄉親見面，真是有價值和幸福的人生中一段的經歷了。」
捧讀【印】書，儘管其敘述文字樸拙，遣辭用字間略帶著點日文腔，還不時夾雜台語辭彙，如「有一好無二好」、「家裡有老母單一個人」、「騙人至極的嘛」、「夜夜開講聊天的地方」等等，讀起來頗有鄉土味，卻又自然順暢不贅口，最可貴的是能從其字裡行間感受到老先生不同凡響的胸襟氣度與智慧。
所謂開卷有益，讀了【印】書更覺深得其中堂奧。「當時的台灣四周海面，可說是極危險的海域。在前年就傳出內台航線（日本本土與台灣的航線）的精銳客船『熱河丸』、『高砂丸』、『高千穗丸』相繼的被美國潛水艦炸沉。民國卅二年三月十九日高千穗丸被炸沉，引發了許多日台人間的悲劇，在還未受空襲災難之前就先演出慘劇來了。」、「民國卅二年即昭和十八年七月下旬從高雄出港……入晚睡覺時，如有波浪打到船身大響一聲，就以為中了魚雷，整個晚上都在半眠半醒之中。」、「美機飛過去的轟隆聲音，把大家的膽汁都嚇出來。」、「頭上有子彈飛過的咻咻聲音，嚇得魂不附體。」從以上敘述，可見作者當時身處的險境。
作者寫到船在新畿內亞的馬瑙瓜里間行進時，被奇異的事情迷惑了。「一早醒來，巡邏艇竟改變方向向北航行了。這是怎麼回事呢？要返航了嗎？等片刻之後，太陽破天荒的從西邊升空起來了。」太陽當然不會從西邊出來，這只是作者「如何努力打頭殼也不能改正過來」的一種視覺上的錯亂，他們中許多人，包括日本人，經常被這如夢般的幻覺所緾住，這大概是身處赤道地帶會有的方位錯覺吧，倒真讓我們未到過該處的人多長了些見識。
不過雖身處在隨時都會被轟炸的險境中，作者仍不忘苦中作樂，對異域的生態也多所觀察。「新畿內亞可說是鳥類和動物的一大天堂，其鳥類之多真是使人忘了吃飯和睡眠，歡喜無限。」文中提到的有五色鳥、鸚鵡、如生蛋雞叫起來像喊救命般的大白鳥、年鳥、極樂鳥、螢火蟲群落、大壁虎、樹蛭及各種奇花異木、紅樹林、榴槤等都有著墨。
作者在書中也提到一段峇里島尋求慰安敗興而歸的紀錄。為解決「滿水位的水庫」得「洩洪」之必要，他也隨同僚上過一次慰安所，慰安女是當地人，年齡跟他相仿，雖可愛體味卻怪怪的，由於怕「中鏢」（得性病）的心理影響，「大男人象徵的砲身只下午六點半，怎麼樣舉起心力也不能指昇十二點頂標，準備了不被中狀元的砲身防護膜二個，也無使用的機會，約半小時後悄然走出房來。」作者不諱言，初次的人生經驗，可以「有心無力」來形容，敘述筆調充滿諧趣。
書中還提到一段有關峇里島早年婦女有裸露上半身的風俗，甚是有趣。他們要轉赴峇里島時，旅館經理的印度籍太太揶揄說：「你們喜歡看峇里島女人胸前的雙峰才要到那裡去啦！」一問才知，峇里島女人有裸露上半身的風俗。及至親臨峇里島，「大家左看右看，心中想的是，能看到第一個峇里島上半身裸體的奇美女出現。」但是，「所看到的都是衣服遮身的普普通通的不太美婦女！而男人才是上半身裸體。」失望之餘，不免有「被騙」的感覺，不過他也以「我們來這裡是工作，而不是觀光遊玩，尤其現在是戰爭中，不可有雜念」來安慰自己。失望歸失望，日本戰敗後他居住集中營時，竟有五、六個約莫十二歲至十六歲的女孩子，上半身裸露，進來營區兜售水果與食品，終於「給我們看一個裸女的樣品，掃除了來到特產區，不看到特產品的晦氣」。更有趣的是，戰後一位僑居峇里島的戰友林先生，通信時附寄給他不知那裡弄來的幾張峇里島的裸女照片，只見照片中峇里島的上空美女一字排開，個個嬌美如花，這幾張「養眼」的照片，便成了作者峇里島之旅最珍貴的蒐藏了。
【印】書在最後的章節，寫戰後餘生回到台灣所見種種戰後物資缺乏民生凋敝的景象。讓我特別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寫到一種採用香蕉莖棕類製成的布料，那種布料做成的衣服「用力一點就破裂起來，小心翼翼得走動為妙了」。我想起小時候，我好不容易有件嶄新的印有日本花色的漂亮衣服穿，結果才穿上身沒多久，就像刻意去撕扯一樣，這裡破個洞，那裡破個洞，百思不得其解，看了書後，我終於明白這種衣料何以如此脆弱不堪穿著了。
綜觀全書，可以發現，作者是個雖遇逆境亦能自持，並充滿愛心的人。在當時每到一處，對該處的住民或一齊工作的伙伴，如荷蘭人的「安台小姐」、華僑的「武良先生」、原住民的「伊薩克先生」等同處戰亂人士，雖然個人能力有限，但對於他們的處境，總是寄予無限的關懷。甚至排華的「很多困苦印尼人」，他也期望「華僑在發展個人事業時，也必須要考慮到印尼本地人的境遇，利己也要利他，做一個共同體才是永久繁榮之道。」
回到家鄉後，郭天祿便守著家裡的田園，做一介守勤的農夫，日日與蕉園為伴，不覺已過大半世紀，迄今仍守在這方故園上。雖身為農夫，但農餘仍關心時事，1961年，曾因不滿彼時政府的農經體制，幾番寫信給日本大使，希望日本大使瞭解情形可向政府機構有所勸導進言。結果這些信落到情治單位，善意的批評進言，竟被曲解為意圖「台灣獨立」，被台灣警備總部總司令部裁定交付感化三年。這段政治受難往事並未在【峇】書中呈現，是筆者在訪談中，無意中從郭老先生口中透露出來的。不過他書中有一段頗耐人尋味的文字，他寫道：「對於祖國大陸期待，吾也熱烈希望能夠成為一家人，結束近半個世紀的長期間互相不信任隔離情態。但這也要有全體在民主自由之前提之下，互相尊重才能達到成為一家人，甚至與全世界成為一家人。」郭老先生也算是白色恐怖時期的受害人之一，如今卻能以如此豁達的胸襟看待世事，實在令人感佩。
（原載 2003年七月號台灣月刊）
峇里島上的上空美女圖三幀（郭天祿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