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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凌傑

　　三歲那年，阿叔（註）帶著我們一家七口，從新竹的新埔鎮搬到高雄旗山一個叫「圓潭」，又名「三角仔」的小村子落戶定居。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沒幾年，民生凋敝，人民的日子很難過，阿叔決定南遷，到南部拓荒墾殖，看能否開創出一番新局面。

　　家裡除了父母，我還有三個哥哥，兩個姊姊，另外有一個姊姊在剛出生時，就被阿嬤做主給「賣」掉了，我是家中最小的「妹子」（客語女兒之意）。那年頭日子難過，很多人家都會把家中「多餘」的小孩「賣」給別人家去養。大人說賣，有時也不是真的有金錢交易，而是「白送」的啦，據我後來了解，我的二姊也不是真的「賣」掉的，而是台北有戶人家生了七八個男孩，家裡沒有女孩，就求我阿嬤把二姊要去養了。我還記得，在我七、八歲時，就常向阿嬸吵著要她去跟阿叔說，到台北把二姊買回來，我以為這也像是做買賣一樣，只要花錢就可以把姊姊再買回來。阿嬸知道我這是傻想，就隨便哄哄我，吵幾次後沒結果，也就不了了之了。

　　搬到南部沒多久，南部瘧疾大流行，也就是那種俗稱「打擺子」的病，發病時身上會時冷時熱，一會兒熱得要脫光衣服，一會兒蓋上大棉被仍冷得發抖。我們全家只有大哥及我沒有被傳染到，阿嬸口中最乖巧美麗大我三歲的鳳英小姊姊，自從那次生病後身體就一直很虛弱，沒幾個月就死了，家人的哀傷自不在話下，我對這位小姊姊一點印象都沒留下，最遺憾不過了。

　　在阿叔及哥哥姊姊的努力下，我們拓墾了一兩甲土地，那塊地原來是二次大戰期間，日軍用來藏匿飛機的停機坪，地基有大量石礫，那時沒有所謂的「怪手」機具，都是用鋤頭、圓鍬、十字鎬等普通器具，徒手一寸寸開墾的，非常辛苦。這是我長大後聽大哥說的。那時我們還只是佃農，每年的農作收穫有四成要繳給地主，直到民國四十幾年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後，我們才成為自耕農。我們的田地大部份種的是水稻，後來香蕉外銷日本前途看好，才把大部份耕地改種植香蕉，以增加收益。

　　農家的生活是非常忙碌的，為了幫忙種田，大哥大姊都只讀到小學畢業就沒能繼續升學，二哥讀到高中，三哥讀完初中就到台北一家機械工廠學做「黑手」了。我是女孩兒，雖然我考上大學，成了村子裡的第一個大學生，但阿叔說讀大學太花錢不讓我去念（一學期的註冊費要五千多元，那時一般公務員的月薪才五百多元，讀大學對農家來說真的負擔太重了），要把我送去一家醫院學當見習護士，我好失望，每天都躲到香蕉園哭，很多村子有頭有臉的人物幫我向阿叔求情，加上哥哥們的支持，香蕉外銷日本收益又不錯，我才如願上了大學。

　　生為農家子弟，不管是男孩女孩，都要幫著做許多農事家事。不上學的日子，我們是沒有時間去玩的，不是在田裡幫著施肥除草、插秧割稻，就是在家挑水煮飯、餵雞鴨餵豬的，我小時候更得常常去放牛割草，那種辛苦不是過來人是很難體會的。雖說如此，我一點也不怨嘆生為農家女兒，因為多了那些苦日子的磨練，我愈有勇氣去拓展我未來的人生。事實證明，我因為能吃苦，任勞任怨，工作上很受老闆器重，所以在職場上我一直走得很順。農家妹子，只要有志氣，一樣會有個美好的人生的，我常在心中這樣勉勵自己。

（註）從小，阿嬤（即祖母）就要我們稱父親為阿叔，稱母親為阿嬸，說是這樣小孩比較好養，【農家妹子】要說的故事，就皆以阿叔阿嬸稱呼我的父母了。

（原載明道雜誌94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