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高雄市文學史」,彭瑞金斷論:家己也家己好,別人生蝨目。
古能豪批評說:
「彭老師可以不認同朱沉冬老師,但是不能否認朱沉冬老師對高雄市文學創作著培植的貢獻,不能將6、70年代的全部歸類為反共文學,省籍何罪?」
一些評論者,為圖方便起見,以歸納法方式歸類,比較好議論,更可導至他想要的結論方向去,以表示評論的正確。台灣的統獨意識爭論問題,長期被擴大扭曲與解釋。「創世紀」涵蓋在「台灣文學」的範疇內,以前有問題,後來就沒有問題。蓋「創世紀」活躍在島內的場域,包涵在「台灣文學」沒有問題。入選「台灣文學經典30」,有誰取消了自己利益的,每一本書無不加上廣告標題,彭瑞金也進了,評論也編進去啦!彭瑞金有像前衛版的陳映真一樣,主動放棄嗎?
五0年代「創世紀」活躍在左營,左營屬於高雄市,含括在「高雄文學」有何不妥?一定要加以冷嘲熱諷才甘心嗎?我們要問:彭瑞金的解釋合乎理性公平嗎?對「掌門詩社」的部份,颇有問題,古能豪認為可議,我也認為可議。彭氏凡是描述「文學界」「文學台灣」的部份,多出來的話,全是肯定加褒揚,唯恐不及。凡是「創世紀」及外省社團或個人的評論,彭氏另一個「凡是派」就會跑出來,負面的嘲諷影射,接二連三,唯恐過少,即使是有一些肯定,總有明褒暗貶之意。陳暉「大業書局」、張放、許台英、汪啟疆,等少數被好評的,幾乎三分之二的以上外省籍作家,被淹沒在「高雄文學」的邊緣外。
李冰、汪啟疆等人的人格特質,與人相處,光明磊落,譬如李冰老師,與黃樹根的關係,好的不得了,意識型態全然不一樣,但兩人有說有笑,互拍肩膀,好來好去的情況,令人羨慕,黃樹根一碰到李冰,一定是晚輩對長輩的問好,「李老師長!李老師短!」的親切問候語。將軍詩人汪啟疆,更不用說了,南人北相的豪放作風,大約見幾次面,像許振江一樣,一碰面,先吃一拳再說,肩膀有點痛的哈哈,肚皮得先用運功,因接下來定拍肚皮。他在,鐵定熱鬧,提這些,無非在講本省外省的文學,有仇嗎?沒有嘛!這都不要管,人情不人情的,一律放在藝術天平上稱斤兩,放在推廣文學的貢獻上稱重量,給予適當的評價,根本沒有人情這一回事,藝術性強,加五行十行,甚至更多行皆可,這樣的文學史,不是更具公信 力嗎?
彭瑞金斷論:家己也家己好,別人生蝨目。
文學認知的歧異性,眾說紛紜,偏袒相同派系的人,意識型態的選擇,個人的偏好,看重這個,輕忽那個。不免質疑彭瑞金,都願意給蜻蜓點水的日本作家,如佐藤春夫、真杉靜枝一二十行的好評,卻吝於給陳冠學、黃樹根等人篇幅行數,或給外省籍的作家詩人多增加一些篇幅,別忘了,有一些作家也不喜歡日本的文學的,但立場如何,一律站在藝術的天平上稱重量。這表示過去他僅讀本土小說,不喜讀或少涉獵一些軍中作家、外省作家的作品。其實,這一塊缺角,可以請另一位作家執筆,這是一種明顯的缺失,譬如楚卿的小說,尚未給予正確的評價。我說過楚卿的小說,可以與鍾肇政相提並論,他是湖南湘西唯二的小說作家,甚至,有人把他與沈從文放在一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文學性與藝術性為標尺,夏志清一再強調自己是反共的作家,既肯定姜貴的「旋風」、也沒有否定嫁給漢奸胡蘭成的張愛玲,其反共小說「秧歌」與其他小說,寫的好壞,一律放在天平上,就看夏志清個人藝術鑑賞力,也沒有把左翼的親共的魯迅、老舍、巴金等作家窄化與矮化。捨這樣公正超然的的態度不為,銳利的古能豪一眼看穿此書的弊病。彭瑞金如此偏執,這樣就能提升他想推舉的本土作家的作品。大家講得不知多少次,杜思妥也夫思基是不折不扣的保皇黨,康有為、梁啟超也是保皇黨,不夠前衛、進步(後期的梁啟超走進步路線,與康老師一味保皇、保守不同),並不影響其歷史地位。「古文觀止」選韓愈二十四篇文章,蘇東坡是十七篇,青壯年極有膽識的韓愈,晚年人格有些卑鄙無恥,他寫了不少對土 豪劣紳的巨富,撰歌功頌德的墓誌銘,簡直斯文掃地,所有的文學史有虧欠他麼!蘇東坡猶以「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歌頌他,蘇東坡頭殼壞壞去嗎?文學史的抉擇如此困難嗎?令人費解?
本土文學,長期面臨艱困的環境與挑戰,經過不少前輩們的努力與打拼,「台灣文學」正名後,在西瓜倚大邊「大中國主義」的侵略下,依然有一些問題。「大中國主義」加諸「台灣文學」負面的意涵,意識型態的問題重重,對彭瑞金過去與葉老的努力,大家了然於心。
以「本土血統論」,打壓外省人落籍高雄,有人半生,有人三分之二,生活的場域在高雄市,與高雄市同呼吸,其呼吸聲,我們也聽得到,台獨首腦黃昭堂在高醫演講時,坦言外省的料理豐富了台灣的飲食習慣,畢竟喊台獨是一回事,喊本土化是一回事,以作品水準說話,何需分省籍?一律以藝術,一律以文學推廣貢獻做為標尺,大家都沒有話說,若要以省籍區分,偏要意識型態掛帥,請問省籍何罪?結果成為可笑的喧囂的文學界,這是另一種「文以載道」,偏離文學史正軌的道,寬容對待不同意識型態的文學,不管外省文學、眷村文學、外省二、三代文學,不必互相鄙夷輕蔑,以這樣消毒暗貶的方式,要鞭苔與拷問到何時?請問省籍何罪?
彭瑞金欠缺恢宏的格局,開放的態度,把本土受難的心態,以個人的意識型態,加諸其不喜歡者,把不同者予以窄化與矮化。文學的殿堂成為伐異的工具,置文學藝術於鬥爭的工具。已經跨到了二十一世紀,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我們不必再搞對抗了,彭瑞金頑固地堅守意識型態,形成另一種橫暴,彭瑞金的史觀存在著許多問題。「高雄市文學史」本可替高雄留下珍貴的史料與作家的評價。
後殖民主義巨著:「東方主義」,大作家薩伊德,是巴勒斯坦人,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教授,曾在黎巴嫩邊界向以色列扔石頭,引起爭議(父親在埃及經商。薩伊德另在「文化與帝國主義」,批判西方文化霸權,解剖英國吉卜寧以降的作家,一種優越的白種人,有形無形地欺凌東方人種與有色人種),凡阿拉伯回教國家在猶太人建國後,沒有不恨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在美國的撐腰下,「以阿戰爭」的紛紛擾擾,迄無寧日。從他自小到大,深深瞭解以、巴的族群問題,批判美國撐腰的以色列的立場,力道十足,從不手軟;但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與巴人來往,與回教徒來往,他聽太多友人罵以色列人,但去逝前幾年,改弦易張,他跟猶太的學者,藝術、音樂人士有了來往,薩依德期待和平解決巴勒斯坦土地或建 國問題,他扔石頭表示對美帝與以色列的憤怒,他自有睿智的主張與主見,才會做了一件至今讓人推崇的大事,感動全世界許多人。引述亞拉編、吳家恆譯一段話:
一九九九年,薩伊德(巴勒斯坦人)、巴倫波因(猶太人)及馬友友主持的「威瑪工作坊」,集合了來自不同國度(甚至戰爭中的敵對雙方)的頂尖年輕音樂演奏者,經過十多天的一起生活、學習、演奏,當這些人成為一個樂團,他們身為樂團的成員的身份蓋過了其他的身份,一起演奏了貝多芬第七號交響曲,書中對這部份的描述,令人動容。在其他論著裡,薩伊德幾度討論過「他者」,他談論人們對於「不是我們」的排斥、誤會、歧視……,辭鋒是他一貫的尖銳犀利;對談錄中他也提到「這絕對就是欠缺文化寬容的開端」,但經由威瑪工作坊的艱辛經驗,甚至經由音樂,薩伊德提到演奏者、詮釋者「不只是關心自我的表達,更關心其他自我的表達」,因此「藝術所從事者無他,只是航向『他者』(other),不只是把眼光放在自己而已。」。面對音樂的薩伊德,也溫柔起來,也願意以溫柔來期待理想。
「和解共生」,總統選舉時攻防,海峽兩岸政情波雲詭譎,藍綠莫不觀察馬英九總統走向,誰也不敢掉以輕心,和平主義而不被吃掉,這是上策。在島內,以寬容的態度,溫柔地客觀地對待不同的意識型態,以、阿戰爭的你死我活都做得到,薩伊德都做得到,做為台灣筆會會長彭瑞金老師,會做不到,有那麼難嗎?
千萬千萬不要:家己也家己好,別人生蝨目。